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饮食，而宴饮活动是在满足人类饮食需求的基础上用以加强联系、沟通感情的一种社交手段。与现今社会的聚会欢宴相比，中国古代的宴饮活动礼制严格，在座次、行酒及用乐等方面都体现出君尊臣卑的等级观念。因此，宴饮活动和平时一般饮食相比，更能反映出当时社会的*治、经济、文化面貌及伦理观念和社会风俗。辽建国后，物质生产能力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为辽朝多种多样的宴饮活动提供了物质条件，契丹族的宴饮文化逐步发展起来，并且呈现出兼容并包的局面，辽朝的统治阶层在保持契丹本民族豪放豁达特色的同时，逐渐认同中原汉族的儒学文化，吸收农耕文化宴饮礼仪的精髓，运用儒学中贵贱有序的思想来强调君尊臣卑的等级秩序，而宴饮礼制的规范贯彻了这一统治思想，因此辽朝的统治阶级都会认真对待各种宴饮活动，利用宴会来巩固统治。
一、辽朝帝王的宴饮活动
辽朝帝王的宴饮活动规模大、种类多，可以归为六大类。
1.四时捺钵中辽朝帝王的宴饮活动
辽朝的捺钵制度起源于契丹族游牧渔猎的生活习俗和生产方式，是辽朝*治制度中最具有民族特色的部分。《辽史》卷32《营卫志中》载:“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①]具体的捺钵活动主要是指辽朝皇帝在春、夏、秋、冬四季都要到相对固定的地方狩猎游幸，契丹大小臣僚和汉人宣徽院所属官员都要随行。辽朝的帝王通过四时捺钵中的宴饮活动，商讨**大事、接见使臣、接纳贡品、联络君臣感情、巩固统治秩序。
辽朝的皇帝都十分的尚武喜猎，这是契丹族在长期的游猎生活中形成的文化风尚和传统习俗。在狩猎得到猎物以后，特别是在每年猎取头鹅、头鸭[②]、头鱼之后,往往要举行盛大宴会，歌舞畅饮，乐此不疲。头鹅宴和头鱼宴就是辽朝皇帝在春捺钵中举行的盛大宴会。
《辽史·国语解》记载：“头鱼宴，上岁时钩鱼，得头鱼，辄置酒张宴，与头鹅宴同。”[③]凿冰钩得第一条鱼后，君臣必定欢宴纵饮。头鱼宴[④]的场面很热闹，既高歌欢唱，又起舞尽兴。如天庆二年（年)二月丁酉，辽天祚帝“如春州，幸混同江钩鱼，界外生女真酋长在千里内者，以故事皆来朝。适遇‘头鱼宴’，酒半酣，上临轩，命诸酋次第起舞，独阿骨打辞以不能。”[⑤]
一年之始的春季都会按时举行头鱼宴，这场盛典只有皇帝、王室、近臣权贵以及外国使者才可以参与，在庆祝宴饮的同时稳定皇室成员关系、促进君臣感情交流、加强与周边*权的联系，也展现出契丹民族在传统的渔猎活动中期盼在新的一年里喜获丰收。
头鱼宴是在江河尚未解冻之时凿冰钩鱼，因此时间在头鹅宴之前，但即使不是春季捺钵得头鱼，仅仅是一般性的钓鱼游猎，为娱乐助兴，也要欢饮歌舞，举办宴会。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七记载，至和元年(年)王拱辰使辽，在混同江拜见辽兴宗，观钓鱼，辽兴宗对这位才学出众的使者非常敬重，为其设置酒宴，亲自给王拱辰斟酒劝酒，表达了希望与宋朝永结和好之意，宴会上还亲自演奏了琵琶来助兴。查阅《辽史·本纪》，辽朝皇帝游猎混同江的时间绝大多数在春正月，但《续资治通鉴长编》却记录为至和元年(年)辛巳月，由此可以推测辽兴宗接见王拱辰的宴会并不是辽朝皇帝春季捺钵时的头鱼宴，只是一般性宴会，但很多研究中都将这段代表性的史料归为头鱼宴，是缺乏考证的。[⑥]
辽朝皇帝在春季捺钵时不仅凿冰钩鱼举行头鱼宴，狩猎天鹅也是其主要的活动内容。《辽史》卷32《营卫志中》记载，每当江河融化的时候，正是捕获鹅雁的最好时节。群臣侍卫陪同皇帝来到水边，侍卫击鼓，惊起天鹅，皇帝放飞海东青，捕获天鹅。“皇帝得头鹅，荐庙，群臣各献酒果，举乐。更相酬酢,致贺语,皆插鹅毛于首以为乐。赐从人酒，遍散其毛。”[⑦]在这场盛大的狩猎活动中，辽朝皇帝在猎取头鹅之后会举行隆重的头鹅宴，各族酋长前来朝贺，君臣共饮，届时还会处理*国大事。《三朝北盟会编》卷15引马扩《茅斋自叙》说:“十一日辞朝，阿骨打坐所得契丹纳跋[⑧]行帐，前列契丹旧教坊乐工，作花宴”。由此可见春季捺钵中的宴饮活动，不只是游猎之趣，更是一种特殊的*治活动方式，辽朝皇帝利用四时捺钵时的宴饮活动对地方臣僚和归顺诸部进行考察，维护统治秩序。
关于头鹅宴，《契丹国志》卷23《渔猎时候》[⑨]也有记载。陈国公主与附马合葬墓出土的玉柄银锥[⑩]，经考证为捕鹅的工具—刺鹅锥，这也印证了辽朝皇帝春季捺钵捕鹅的史实。《大金国志》卷11所说:“契丹主有国以来，承平日久，无以为事，每岁春，放鹅于春水，钩鱼于混同江。”宋代诗人姜夔在《契丹风土歌》中有“一鹅先得金百两”[11]，帮助皇帝得到头鹅就可以受到重赏，也能看出辽朝契丹族头鹅宴的重要程度了。《辽史》本纪中也记录了一些头鹅宴的情况：穆宗应历十八年（年）“乙酉，获鴐鹅，祭天地。”[12]“（五月）壬辰，获鹅于述古水，野饮终夜。”[13]道宗大康元年（年），“丁亥，以获鹅，加鹰坊使耶律杨六为工部尚书。”[14]五年（年）“三月辛未，以宰相仕杰获头鹅加侍中。”[15]从这些对头鹅宴的记述中看出头鹅宴确实是契丹族的盛典。
契丹皇帝在捺钵活动中举行的宴饮活动不仅仅是娱乐消遣的游玩活动这样简单，它是“契丹统治者在当时特殊的经济、*治背景条件下……形成的一种具有重大教化意义和现实*治意义的庄严隆重盛大热烈的典礼仪式，其作用和地位相当于中原帝王的亲耕大典。”[16]
2.辽朝帝王与臣子的宴饮活动
赐宴是辽朝皇帝的一种重要的统治手段，这种宴会性质特殊，经常被皇帝利用作为一种恩赐的手段以巩固其王朝的稳定和延续。通过这种方式，促进了君臣之间的交流，让臣子尽心尽力地为皇帝服务，同时也增强了君臣之间的凝聚力，加强了君主对臣子的控制。辽道宗《题李俨黄菊赋》：“昨日得卿黄菊赋，剪碎金英填作句。袖中犹觉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17]诗中对借酒助兴的《黄菊赋》赞叹不已，这里宴饮诗词中的文人墨客是指辽朝皇帝、官僚士大夫、汉族使臣等人，契丹族好酒善饮的习俗变成了君臣联系的一个纽带。辽朝帝王赐宴种类很多，但宴饮事由没有严格规定，随皇帝喜好临时决定，比如犒赏将士的宴饮、问*臣子的宴会和恩赐进士的宴饮。
常言道“御将之道在赏罚”，在战争的前后，皇帝向*功者赐以酒宴，是辽代物质奖励的常见形式之一，赐予将领和出征人员酒食，体现出上下同甘共苦，万众一心，起到鼓舞士气的特别效果。辽太宗在征战天下时赏罚分明，用宴赏激励将士“三月辛卯，皇太弟讨*项胜还，宴劳之。”[18]“夏四月甲申，还次南京。杖战不力者各数百。庚寅，宴将士于元和殿。”[19]辽景宗时也宴赏过耶律休哥及有功将校。[20]在辽宋岐沟关战役后，辽圣宗亲自在元和殿设大宴款待出征将领，还封耶律休哥为宋国王，赏赐了蒲领、筹宁、蒲奴宁等有功将领。[21]这些皇帝亲自参与的宴饮活动往往还伴随封官、恩赏，最终目的就是激励*心，维护着皇帝的*事特权。《辽史·穆宗纪》载：“应历十七年春，林牙萧幹、郎君耶律贤适讨乌古还，帝执其手，赐卮酒，授贤适右皮室详稳。雅里斯、楚思、霞里三人赐醨酒以辱之。”穆宗赐卮酒给功臣，表达出对耶律贤适的敬重与赞赏，而用轻薄无味的下品醨酒来羞辱那些不能全力为国效命的大臣，皇帝用不同规格的酒来表达对臣子的态度，同样是赐酒但奖罚有度。统治者通过赏赐功臣和飨宴欢庆相结合，达到加强皇权、树立权威及对*事将领的控制与激励的作用。
不仅有*功者能受到辽朝统治者赐宴奖励，对*绩突出的中央和地方各级文职官员，辽朝皇帝也给予相应的褒奖。《辽史·杨佶传》：“上（辽兴宗）御清凉殿宴劳之，即日除吏部尚书，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22]杨佶当时主持地方*务，*绩突出而加官进爵并且荣享皇帝赐宴，可见皇帝举行的宴饮也是君臣日常沟通的一个重要渠道。辽太宗也曾宴请群臣，宴中，君臣一边饮酒一边谈论治国之道，同时欣赏宫廷乐舞表演，在欢乐愉快的气氛下增进君臣感情。[23]张俭是辽朝统治者接纳吸收的有文化的汉族士人，博学多才得到辽兴宗的赏识，“公宴报爵，每离于黼座”[24]经常陪皇帝宴饮玩乐，《辽史》卷18《兴宗一》记载：“甲子，宰臣张俭等请幸礼部贡院，欢饮至暮而罢，赐物有差。”宴饮欢歌，吟诗作赋，这是中原文人的情趣，但这种雅趣，同样也被以武见长的契丹人所接受。皇帝也常常宴请臣子纵酒歌舞、咏诗作赋，比如辽圣宗与臣子在闲暇时同游宫苑，泛舟赋诗，赏花宴饮。表面看统治者通过赐宴显示对朝臣的恩宠，但同时也是在自己周围聚拢了一批效忠朝廷的有才之士，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统治集团。天下太平是这种宴饮活动的最基本的前提。如果天下纷乱，战火纷飞，君臣自然无心作乐，因此，从这些君臣同游、赋诗联句的宴会中也能体会出辽圣宗时太平治世的繁荣景象。
辽朝统治者借鉴唐、宋实行的科举制度，选拔汉族士人进入辽朝的统治阶层，以扩大辽朝官僚机构的统治基础。因此辽朝皇帝也会通过为及第进士举行宴会来笼络大批治世人才，统治者器重、优待汉族士人也体现出辽朝统治者重文崇儒的转变。辽兴宗时“赐冯立、赵徽四十九人进士第。以冯立为右补阙，赵徽以下皆为太子中舍，赐绯衣、银鱼，遂大宴。御试进士自此始。”[25]辽圣宗也赐宴进士，施以恩惠。这些皇帝与新入职臣子间的宴饮活动既促进了君臣交流，也有利于笼络有才能的汉族士人为辽朝的长治久安做贡献，达到了加强君主对臣子控制的目的和作用。
3.辽朝帝王在节日时的赐宴活动
中国人十分重视传统节日，在佳节来临之际，宴饮活动是必不可少的。皇帝会在节日期间举办盛大的宴席，普天同庆，营建太平治世景象。契丹族建立的辽*权，其节日习俗往往与神灵信仰、自然崇拜、宗教迷信有关，在与汉、渤海等农耕民族接触之后，吸收了这些民族的节日和习俗及相关的礼仪。“大同元年（年）太宗皇帝自晋汴京收百司僚属伎术历象，迁于中京，辽始有历。”[26]至此，契丹族才有固定的岁时节日，充满契丹族特色的辽朝节日，除吃喝玩乐外，还有特定的内容，体现出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交汇和融合。
中国古代的春节称元旦。“元”者始也,“旦”者晨也,“元旦”寓意一年之初、一月之初，同时也是一日之初。汉朝重元仪，就是在元旦之日举行规模宏大的朝会，皇帝赏赐功臣、宴飨百官，歌舞升平，用宴饮沟通君臣感情，巩固封建统治。关于契丹族如何欢度元旦，在耶律阿保机建立*权后才有了明确记载。《辽史·太祖上》记载“(辽太祖)二年春正月癸酉朔,御正殿受百官及诸国使朝”[27]，耶律阿保机举行盛大的元旦朝会并且宴请臣子和使节，展现出辽*权强大的统治力量。至辽太宗耶律德光以后,辽朝历代皇帝都会举行正旦朝贺,“正旦朝贺仪”[28]即是《辽史·礼志六》中记述举行元旦朝贺的宴饮礼仪。皇帝、臣僚、诸国使臣都要参加，首先皇帝升殿，接受百官和使节参拜，致词奏乐之后由皇帝带领群臣和使节参拜皇太后，之后赐宴群臣。从辽朝皇帝在元旦举行大规模朝会宴饮活动可以看出契丹族在积极的吸纳和接收中原汉族文化，但许多具体的活动又颇具民族特色。《辽史》卷53《礼志六》载:“正旦国俗，以糯饭和白羊髓为饼，丸之若拳，每帐赐四十九枚，戍夜，各于帐内窗中掷丸于外，数偶、动乐，饮宴。令巫十有二人绕帐歌呼，帐内爆盐垆中，烧地拍鼠，谓之‘惊鬼’，居七日乃出”[29]，这种元旦惊鬼的习俗说明契丹人对神灵的崇拜。由此来看中原的汉族和北方草原的契丹族都会庆贺元旦，祈求在新的一年远离恶邪、除旧布新、平安幸福，但中原汉族在元旦佳节既避邪驱鬼，又相互拜年祝福举行庆祝活动，而契丹族的宗教崇拜会根据糯饭丸子的数量来判断是欢度佳节，还是举行巫师做法以驱邪恶，这是契丹族的固有习俗，充分体现了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交汇和融合。
二十四节气中立春是四季之始的第一个节气，是中原农耕民族的节日，象征着一年耕作的开始，中原地区有“鞭春牛”、“出土牛”、“进春牛”等习俗。契丹族建立的辽朝虽然是以草原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的，但在其广大的统治疆域内，农业已经日益成为其社会发展的主要经济部门。因此，契丹族与汉族一样，对立春相当重视，这是一年农耕生产的开始，要举行相应的仪式或活动来庆祝。比如立春那天，契丹宫廷举行立春仪：皇帝在土牛前焚香，“鞭土牛”，“撒谷豆，击土牛”，并赐宴臣僚；民间则是“立春，妇人进春节，刻青增为帜，像龙御之；或为蟾蛤，书帜曰‘宜春’。”[30]中原汉族倡导农业、重视春耕的习俗影响了以渔猎和游牧为主的契丹族，庆祝立春显示出契丹族由游牧经济向农耕经济的逐步转化。可以说，这是契丹族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大进步。
五月初五端午节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中原汉族人民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节日，这一天要进行饮黄酒、吃粽子、插艾叶、系彩丝、悬菖蒲、浴兰汤、赠扇子、划龙舟等活动。契丹族深受汉族、渤海族的影响也过端午节，据《契丹国志》卷27《岁时杂记》载:“五月五日午时，采艾叶与绵相和，絮衣七事，国主著之，番汉臣僚各赐艾衣三事。”[31]除此之外，还有君臣共饮、吃艾糕“国主及臣僚饮宴，渤海厨子进艾糕。”[32]辽太宗[33]也以端午宴为由，赏赐群臣及使者，观赏舞蹈，品尝节日特色美食，宴会洋溢着轻松和欢乐的节日气氛。
中国古代的阴阳学说，奇数为阳，偶数为阴，而九在阳数中最大，九月九为二阳相重，故名重阳，同时九九是久久的谐音，古人认为是一个吉利的日子，辽朝契丹族吸收了吉祥喜庆的含义，以契丹族特有的方式来欢度这喜庆的日子，使契丹族在九月九的宴饮比起汉族来说更加有声有色。中原汉族有重阳节登高的习俗，登高时要戴茱萸并且共饮菊花酒以驱恶避灾，契丹族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活动，《契丹国志》卷27《岁时杂记》记载:“九月九日，国主打团斗射虎，少者输重九一筵席，射罢，于地高处卓帐，与番汉臣登高，饮菊花酒。出免肝切生，以鹿舌酱拌食之。”[34]同时要用茱萸泡的酒，洒在门户之间，驱邪避恶[35]，也有人在酒中放少量的盐饮之。《辽史·圣宗一》记载辽圣宗“骆驼山登高，赐群臣菊花酒。”[36]。契丹族在重阳节这一天将射猎与野外宴饮结合起来，吸收了汉族饮菊花酒的民俗，也保留了契丹族兔肝鹿舌的美味。《辽史》中最早见到重阳节的是辽穆宗时，至辽天祚帝时“免重九节礼”。[37]可以看出重阳节不过起于辽穆宗，终于辽天祚帝而已。
起源于唐朝的中和节，时间为二月一日，时值仲春，百姓用青囊盛放百谷瓜果的种子来相互馈赠，聚会宴乐，祈福万物按时序茁壮生长。契丹族深受唐文化影响，《契丹国志》卷27《岁时杂记》载:“二月一日，大族姓萧者，并请耶律姓者，于本家筵席，北节为‘辖里尀’。”《辽史》卷53《礼志六》载:“二月一日为中和节，国舅族萧氏设宴，以延国族耶律氏，岁以为常。”[38]两书均记载了中和节时萧氏宴请耶律氏的宴饮活动。为回馈皇室宗亲《辽史·国语解》记载“六月十八日宴国舅族，亦曰‘狎里尀’。”[39]六月十八是秋夏交会的伏日[40]，相互通婚的耶律皇族和萧氏后族选择这样两个时节宴饮相聚，除了增进交往、维系双方联姻关系的功能之外，还对加强皇室内部的向心力、巩固统治阶层内部的稳定起到重要的辅助作用。
在唐代，皇帝的生日宴会开始受到重视。唐玄宗八月五日出生，所以特定八月五日为千秋节，大办宴会举国庆贺。到了宋朝，皇帝的生日宴会是一场集饮酒、美食、奏乐、歌舞、排戏、打球等为一体的大型宴饮活动，场面更加气势磅礴，高档奢华，皇帝的生日被赐名为天宁节，宴会开始的前两盏酒是歌舞表演，从第三盏酒开始上菜，宴会每行一盏酒，就会添上新的精品美食，相应的要换一场娱乐节目，以第九盏酒收场。辽朝受唐宋的影响，也会在皇帝生日时举行大型宴会，辽道宗“以兴宗在时生辰，宴群臣，命各赋诗。”[41]。除此之外，皇太后是当时国家中最尊贵的女性，也会为其举行生日宴会。以皇太后寿旦宴会为例，辽道宗在应圣节时“上太皇太后寿，宴群臣、命妇，册妃萧氏为皇后”[42]《辽史》卷53《礼志六》记载了“皇太后生辰朝贺仪”[43]通过这些生辰宴会，营建出太平治世的景象。
七月十五是汉族的中元节。中元节本为道教的节日，“与民间习俗相结合……变为‘鬼节’，民间要在这一天漂放水灯祭悼亡人，愿他们的亡灵早日得到超度。”[44]七月十五日也是佛教中的盂兰盆会，佛教徒在这一天要追念祖先、悼念亡人。无论是道教的中元节，还是佛教的盂兰盆节，其主要内容都是祭祖，体现了中华民族崇宗敬祖的核心文化思想。辽朝契丹族在沿袭汉族风俗节令的同时也融入了一些契丹民族自身的特色。《辽史》卷53《礼志六》记载:“七月十三日……前期，备酒撰。翼日，诸*部落从者皆动蕃乐，饮宴至暮乃归行宫，谓之‘迎节’。十五日中元，动汉乐，大宴。十六日昧爽，复往西方，随行诸*部落大噪三，谓之‘送节’。”[45]辽朝皇帝除了像中原地区中元节时祭奠先人亡灵，还会举办“随*部落大噪三”的祭悼形式来祭奠亡歿的将士，这是契丹族特有的内容。辽朝皇帝追祭祖先、悼念牺牲*将的中元节体现出中原汉族文化与北方草原契丹族文化的相互融合。
古代风俗，暮春三月上旬巳日，即三月三日，汉族会在水边进行祭祀，并且用香草浸泡过的汤水沐浴，以祛除疾病和不祥。东晋永和九年（年）三月三日，王羲之参与的兰亭雅集是最著名的代表。契丹族上巳节之名承自唐朝，但其节日风俗已经大不相同，增添了北方民族的豪爽之趣。契丹族在农历三月三日这一天与汉族踏青戏水、曲水流觞的庆祝方式不同，会举行骑射比赛，将大木雕刻成野兔的形状，分组骑马射箭，最先射中的一组获胜，而输掉比赛的一组只能下马跪地向胜者进酒，胜者在马上饮酒，骄傲无比。[46]射木兔在宴饮欢歌、骑射竞技的同时培养了契丹族协作精神和集体荣誉感，骑射宴饮体现了契丹族豪爽的民族风格。
每逢冬至日，契丹族要杀白雁、白马、白羊，用其血与酒相融，皇帝用其向北遥祭黑山。契丹族在庆贺冬至的时候，皇帝、皇后、皇太后、亲王、臣僚相聚在一起，共同宴饮行乐，礼仪繁缛，《辽史》卷53《礼志六》记载了“冬至朝贺仪”，进酒、行酒贯穿了整个过程。辽穆宗应历十四年（年）“十一月壬午，日南至，宴饮达旦。自是书寝夜饮”[47]看来冬至日对于契丹族也是相当重要。
在汉族习俗中，腊月八日是腊月中的一个重要的日子，又叫腊日，是民间祭祀百神的日子。契丹族把每年腊月的第一个辰日称为腊辰日。《辽史》卷53《礼志六》记载：“腊辰日，天子率北南臣僚并戎服，戊夜坐朝，作乐饮酒，等第赐甲仗、羊马。”辽俗的“腊辰日”在内容上与出兵征战有关，这和汉族的腊日有着明显差别。按照契丹族习俗，其“出兵不过九月，还师不过十二月”[48]在一年的最后一个月，农事和畜牧都告一段落也是休兵息战的时节，君臣上下一律身着戎装，自五更天就开始饮酒作乐，并按其身份等级及功勋赏赐甲仗和羊马。在当时甲仗多少是*事力量强弱的象征，羊马多少是财富的代表，辽朝统治者常以赏赐来笼络人心，是巩固*权的举措，因此在“腊辰日”的宴饮庆祝，意在鼓励契丹族保持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
4.辽朝帝王接待使臣的宴饮活动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热情的接待来访使臣，可以展现友好的外交态度，创造良好的外交环境，其中建立友谊的最好形式莫过于举办酒宴款待宾客。辽朝在与周围*权的接触中，盛大的宴会成为主要的沟通手段，体现出辽朝睦邻友好的外交*策。
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年（年），北宋与辽订立“澶渊之盟”，宋辽间形成相对稳定的南北对峙局面，到辽末的百余年时间里，辽宋双方友好交在，双方使臣往来不绝，使臣根据出使任务的不同分为正旦使、生辰使、告哀使、吊慰使、贺登位使、贺册礼使、回谢使、答谢使等。“从景德元年(年)到宣和三年(年)的年间，宋辽共互派使臣次，平均每年6至7次，其中贺正旦，宋遣使至辽次，辽遣使至宋次；贺生辰，宋遣使至辽次，辽遣使至宋次；祭吊等，宋遣使至辽46次，辽遣使至宋43次；两朝因报聘、通和、议和、告伐他国、商议地界等事，宋遣使至辽19次，辽遣使至宋20次。”[49]为招待使者双方都会举行高级别的宴会，互相馈送丰厚的礼物。比如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路振担任贺契丹国（辽圣宗）生辰使，出使辽国，契丹辽圣宗亲自接见了路振，并举办了隆重的宴会，款待使臣，次日路振还受到契丹国母的隆重接见。由路振的记载可见，辽朝皇帝高度重视北宋使臣的到访，举办高规格的酒宴来招待宋使，表达友好亲善之意。同时为活跃宴会气氛帝王邀请来访使臣观看击鞠比赛或者参加击鞠比赛，成为辽朝对外交往中的一大特色。击鞠指的是打马球，善于游猎、勇武豪放的契丹族包括皇帝在内，都喜欢打马球，它除了具有健体娱乐的作用外，还可以称之为是一种*事训练，同时还成为辽朝帝王安排外事活动的一种户外项目。比如辽兴宗重熙八年（年），北使聂冠卿出访，见辽兴宗“因自击球纵饮，命冠卿赋诗，礼遇甚厚”。[50]
北宋使臣出访辽朝，留下了很多可以帮助我们以诗证史的使辽诗，比如深受契丹皇帝欣赏的宋使余靖，曾三次出访辽国，契丹皇帝亲自陪宴。余靖的《余尚书北语诗》是用契丹语所作，描述了辽朝为其举办的送行宴会的盛大场面“夜筵设罢（侈盛）臣拜洗（受赐），两朝厥荷（通好）情斡勒（厚重）。微臣稚鲁（拜舞）祝若统（福佑），圣寿铁摆（篙高）俱可忒（无极）。”[51]辽朝皇帝听了他的契丹语诗作后龙颜大悦，“举大杯，谓余曰：‘能道此，余为卿饮。’复举之，国主大笑，遂为酬觞。”[52]《辽史》卷51《礼志四》中逐条记述了辽朝接待宋使的各项繁缛礼节，比如“宋使见皇帝仪”、“曲宴宋使仪”等,说明辽朝接见宋使的礼仪日臻规范，严谨而宏大。
高规格高标准的款待宴会能够显示出统治者的睦邻友好之意，进而为巩固统治创造有利的外交环境，因此辽朝统治者都十分重视通过举行外交宴会宣扬国力并且安抚使者。天赞四年（年）冬，耶律阿保机率师亲征渤海，后改渤海国为东丹国，册封太子耶律倍为东丹王。当时朝鲜的高丽王朝保护了东逃的渤海王子和一部分渤海难民，所以辽朝与高丽王朝的关系非常紧张甚至不相往来，直到辽圣宗发动了对高丽的四次进攻，迫使高丽向辽称臣。至此，辽朝与高丽进入了以友好交往为主的时期，开创了长达百年的和平局面，双方信使不断，并且相互派遣规模不等的使团进行友好的互访。辽朝与高丽之间使者的出访主要有：辽朝对高丽的册封和高丽的谢封册；高丽对辽朝的进贡与辽朝的回赐；每到正旦、皇帝和皇太后生辰时双方的互访等。《辽史》卷50《礼志二》记述了高丽国吊慰使同宋祭奠吊慰使一样享有赐宴款待。《辽史》卷51《礼志三》详细记录了“高丽使入见仪”、“曲宴高丽使仪”、“高丽使朝辞仪”等礼仪规范，反映出辽朝通过一系列高规格的宴饮活动，款待高丽使者，维护两国友好和睦的外交关系。
*项族是羌族的一支，五代时中原混战，*项族势力进一步发展，至北宋初年，北宋与*项族关系时好时坏，为了与北宋抗衡，*项族采取了联辽制宋的策略，向辽请婚，接受辽朝册封的夏国王的称号。公元年，李元昊称帝建国，史称西夏，好水川之战后，西夏在与宋之间的战争中占有*事优势，逐渐形成宋、辽、夏鼎立的局面。为了增强与北宋对峙的实力，西夏继续接受辽朝的封册，李秉常、李乾顺都被辽朝册封为夏国王，崇宗圣文皇帝李乾顺（—1）时期，继续采取联辽制宋的外交策略，因此辽朝与西夏保持着十分频繁的和平交往活动，比如咸雍三年（年），“夏国遣使进回鹘僧、金佛、《梵觉经》”[53]。辽朝在接受西夏进贡时，都要为西夏使团举办盛大的招待宴会，例如《辽史》卷51《礼志三》记述“西夏国进奉使朝见仪”、“西夏使朝辞仪”都要宴请使者，欢歌庆贺。
辽朝接待使臣的宴饮活动促进了辽*权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和平交往，为辽朝的长足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治环境，推动了契丹族与其他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于推动民族融合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步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5.辽朝帝王与皇室宗亲的宴饮活动
为了加强皇室成员之间的感情交流，增强统治阶层内部的向心力，皇帝会经常赐宴皇室宗亲。辽太宗就曾亲临人皇王的府邸，大宴群臣，[54]辽圣宗为皇太后庆寿时也曾大宴皇室宗亲，并赏赐国舅后族，都是统治者的笼络人心之举。辽圣宗注重用皇家宫宴这一媒介来调节与王族宗室成员之间的感情，《辽史》卷16《圣宗七》记载：“庚申，幸通天观，观鱼龙曼衍之戏。翌日，再幸。还，升玉辂，自内三门入万寿殿，奠酒七庙御容，因宴宗室。”《辽史》卷21《道宗一》记载：“丙子，尊皇后为皇太后，宴涂菆殿，以上京留守宿国王陈留为南京留守。”皇帝也会因为自己喜爱的皇子降生而与皇室宗亲和朝中权贵举行庆贺大宴，例如辽兴宗喜得皇子胡卢斡里后，大赦天下，当时北宰相邀请辽兴宗到其府邸参加贺宴，皇帝与宗亲权贵畅饮欢歌，观看角抵比赛，尽兴尽情[55]。皇帝迎娶皇后之后也会宴饮后族及群臣百官，并有角抵、五戏等表演助兴。
辽朝历代统治者都重视用宴饮的形式来联络与皇室成员之间的感情，而且皇室家宴不像正式场合中的官方宴会那样形式严谨，皇室宗亲们可以尽情游乐。
6.辽朝帝王的其它宴饮活动
除上述宴饮活动外，辽朝帝王还会不定期的举行其他形式多样的宴饮活动。
再生仪是契丹族的原始风俗，具有浓郁的契丹民族特点，属于辽代礼仪中的嘉仪，是契丹族礼俗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辽史》卷《国语解》记载:“国俗，每十二年一次，行始生之礼，名曰再生。惟帝与太后、太子及夷离菫得行之，又名复诞。”[56]史料表明再生仪每十二年举行一次，并且场面十分隆重，为皇家专用礼仪，一般人不得使用。《辽史》卷21《道宗一》记载:“（清宁四年年）十一月癸酉,行再生及柴册礼，宴群臣于八方陂。”[57]对于举行再生仪的原因，《辽史》卷53《礼志六》有所记载:“阻午可汗之垂训后嗣也。孺子无不慕其亲者，嗜欲深而爱浅，妻子具而孝衰。人人皆然，何况天子乎？再生之仪，岁一周星，使天子一行是礼，以起其孝心。”[58]皇帝通过再生仪重获新生之后会举行大型宴会以示庆祝，具有浓厚的契丹民族特色。再生仪自阻午可汗创制，终辽之世未曾荒废。
契丹民族特色的礼俗还有很多，比如柴册仪，《辽史》卷49《礼志一》详细记述了柴册礼的过程，皇帝入帐行礼后出帐更衣，拜诸神和先帝御容，然后大宴群臣。这种柴册礼，实际上与中原登皇帝位的“燔柴告天”的形式相通、意义相似，契丹族加予“捉认”的内容，从而使辽帝登基受册具有民主推举的色彩，实际上是契丹*事民主制的遗风。
契丹族长期的草原游牧生活加之信奉萨满教，使其形成了具有强烈民族特点的瑟瑟仪。契丹族早期的游牧地区集中在潢水(西喇木伦河)流域，这一带干旱少雨，每当出现旱情，为了草丰畜壮，契丹族便向上天祈求雨水，柳树有着很强的生命力，因此契丹族通过箭射柳枝或者祭拜柳枝，驱除干旱，唤来甘霖，同时契丹族过着放牧狩猎的游牧生活，必须有精湛的骑术和箭术，因此射柳也是习武锻炼的最好活动。《辽史》卷49《礼志一》记载:“若旱，择吉日行瑟瑟仪以祈雨。”[59]第一天，皇帝亲临祭奠，先拜祭先帝御容，这体现了契丹族的祖先崇拜，然后要按照皇帝、亲王、臣子的顺序射柳，射中的质志柳者冠服，没射中的，押出冠服，向胜利者敬酒，然后归还各自的冠服。第二天，植树，巫师在所植柳树之前用酒醴、黍稗祭祀，接着皇帝、皇后拜祭东方，反映出契丹族向东拜日的习俗。之后是贵胄子弟射柳，举行酒宴，皇帝赐物恩赏[60]。第三天，如果下雨，奖赏掌礼官，如不降雨，则向他全身泼水，进一步祈祷上苍。总结来看契丹族的瑟瑟仪一般多在天旱时举行，崇天敬神，祈祷人畜兴旺，同时掺杂以宴饮和习武竞技的内容。
契丹族早期主要的经济活动是渔猎生产，当辽*权建立后，随着疆域的扩大农业经济的比重开始上升，渔猎生产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便有所下降。随着时间的推移，渔猎活动的经济功能逐渐淡化，保存下来的多是*事习武和宴饮娱乐方面游玩的功用。例如《辽史》卷9《景宗下》：“三月乙未，清明，与诸王大臣较射、宴饮。”辽道宗临幸医巫闾山游猎时，皇太后猎获野虎，因此辽道宗诏令群臣参加贺宴，并下诏赋诗作文[61]，在喜获猎物之后宴饮欢歌，宴会气氛和谐融洽。即使到辽末，皇帝仍然会纵情欢宴，《辽史》卷27《天祚帝一》：“九月己未，射获熊，燕群臣，上亲御琵琶。”
皇帝也会通过设宴表达对臣子的谢意，比如辽圣宗开泰五年（年）秋，“大猎，帝射虎，以马驰太速，矢不及发。虎怒，奋势将犯跸”，在此危急时刻，陈昭衮舍身救驾，圣宗因此厚赏陈昭衮，不仅设宴嘉奖，恩赐金银器，还命“张俭、吕德懋赋以美之。”[62]
赐酺，是由朝廷恩赐臣民酒食，供其群饮聚食的施恩活动，这是皇帝巩固*治统治的手段之一，据《旧唐书》和《新唐书》记载，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等都举行过赐酺。赐酺期间，百官富贾和黎民百姓都可以任意聚饮，歌舞嬉戏，显示出大唐万民同乐的太平盛世。随着辽*权与中原汉族的不断交往，契丹统治者逐渐认同中原的礼仪制度及治国思想，比如辽太祖就借鉴了这种恩赐臣民宴饮聚食的施恩活动来彰显皇恩浩荡。辽太祖称帝后，出现多次诸部叛乱的情况，而这种赐酺在契丹族建国之初，为刚刚称帝的耶律阿保机收拢民心、巩固*权提供了机会。神册元年，“以迭烈部夷离堇曷鲁为何庐朵里于越、百僚进秩、颁赉有差，赐酺三日”。[63]辽太祖通过赐酺，成功的拢络人心，营建出契丹建国之初太平和睦的气氛。辽圣宗时期，巡幸燕地，“燕民以年谷丰熟……争以土物来献。”辽圣宗按中原汉族礼俗“礼高年，惠鳏寡，赐酺饮”，以此施恩于燕地汉民，巩固辽朝南疆统治。到了晚上“六街灯火如昼，士庶嬉游”，俨然一幅中原赐酺景象。辽圣宗“亦微行观之”[64],亲身体验喜庆祥和的太平气象。辽兴宗也为庆贺战功，赐宴百姓[65]。辽朝皇帝赐酺的次数远不及唐朝，但也成功地运用这一*治手段达到广施恩泽、维护统治的目的。
在此还值得一提的是盐池宴[66]。遥辇氏联盟后期，部落联盟首领的宝座被耶律阿保机所控制，为了长期把持联盟权力，耶律阿保机采用其妻述律平的计谋，以盐池主人的身份邀请诸部大人来盐池举行宴会，伏兵盐池旁,彻底铲除了反对势力，进而建立*权。[67]可以说盐池宴正是辽太祖利用宴饮的时机铲除异己、巩固统治的一场“鸿门宴”。关于这段记载，史学界尚有争议：“舒焚先生认为“盐池宴”不是历史事实；华山、费国庆先生认为纯系中原地区的谣传；蔡美彪先生认为应与“诸弟之乱”事件相关；岛田正郎认为纯系辽朝的润色与加工；还有学者认为反映了辽太祖用暴力夺取*权的形式。”[68]我认为，《新五代史》的记载至少可以反映出辽太祖有机会利用宴请诸部落首长的机会来排除异己、压制敌对势力，这段记载虽然颇具戏剧性，但以耶律阿保机和述律氏日后展现的雄心与狡诈阴险来看，也未必完全是虚构的。提及盐池宴主要想说明辽朝皇帝的宴饮活动，不仅仅单纯的为了满足统治者与宴会参加者在味觉方面的享受，同时统治者把自己的*治策略贯穿在赐宴之中，通过宴饮活动对内调节君臣关系、笼络人心，对外为辽朝的统治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①][元]脱脱等：《辽史》卷32《营卫志中》，中华书局，年，第页。
[②][元]脱脱等：《辽史》卷7《穆宗纪下》，中华书局，年，第83页。辽穆宗嗜酒喜猎,十六年(年)“三月己巳，东幸。庚午获鸭，甲申获鹅，皆饮达旦。”
[③][元]脱脱等：《辽史》卷《国语解》，中华书局，年，第页。
[④]程大昌《演繁录·契丹于达鲁河钩鱼》条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达鲁河钩牛鱼，北方盛礼，意慕中国赏花钓鱼，然非钓也，钩也。……达鲁河东与海接，岁正月方冻，至四月而泮。其钩是鱼也，虏主(契丹皇帝)与其母皆设帐冰上，先使人于河上下十里间，以毛网截鱼，令不得散逸，又纵而驱之，使集虏帐，其床前预开冰窍四，名为冰眼，中眼透水，旁三眼环之不透，第斵减令薄而己，薄者所以侯鱼，而透者将以施钩也。鱼虽水中之物，若久闭于冰，遇可出水之处，亦必伸首吐气，故透水一眼，必可以致鱼，而薄不透水者，将以伺视也。鱼之将至，伺者以告虏主，即遂于断透眼中用绳钩掷之，无不中者。既中，遂纵绳令去，久，鱼倦，即曳绳出之，谓之得头鱼。头鱼即得，遂相一与出冰帐，于别帐作乐上寿”。见张国庆：《辽代契丹贵族渔猎活动考述》.载《辽史研究》，年第3期。
[⑤][元]脱脱等：《辽史》卷27《天祚皇帝一》，中华书局，年，第页。
[⑥]孟古托力：《辽代东北亚各国关系述论》，载《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
[⑦][元]脱脱等:《辽史》卷32《营卫志中》，中华书局，年，第页。
[⑧]“捺钵”为契丹语nabo音译，在汉译中出现了“纳拨”、“纳钵”、“纳宝”、“纳巴”、“刺钵”等不同的写法，但表达的基本意思是一致的。见谷文双：《辽代捺钵制度研究》,载《黑龙江民族丛刊》，年第3期。
[⑨][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3《渔猎时候》，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页。
[⑩]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哲里木盟博物馆：《辽陈国公主墓》，文物出版社，年。
[11]陈述辑校：《全辽文》卷12，中华书局，年，第页。
[12][元]脱脱等：《辽史》卷7《穆宗纪下》，中华书局，年，第85页。
[13][元]脱脱等：《辽史》卷7《穆宗纪下》，中华书局，年，第86页。
[14][元]脱脱等：《辽史》卷23《道宗纪三》，中华书局，年，第页。
[15][元]脱脱等：《辽史》卷24《道宗纪四》，中华书局，年，第页。
[16]田广林：《契丹礼俗考论》，哈尔滨出版社，年，第一页。
[17]闫凤梧：《全辽金诗》，山西古籍出版社，年，第29页。
[18][元]脱脱等：《辽史》卷3《太宗上》，中华书局，年，第34页。
[19][元]脱脱等：《辽史》卷4《太宗下》，中华书局，年，第56页。
[20][元]脱脱等：《辽史》卷9《景宗下》，中华书局，年，第页。
[21][元]脱脱等：《辽史》卷11《圣宗二》，中华书局，年，第页。
[22][元]脱脱等：《辽史》卷89《杨佶传》，中华书局，年，第1页。
[23][元]脱脱等：《辽史》卷4《太宗下》，中华书局，年，第56页。
[24]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年，第一页。
[25][元]脱脱等：《辽史》卷18《兴宗一》，中华书局，年，第—页。
[26][元]脱脱等：《辽史》卷42《历象志上》，中华书局，年，第页。
[27][元]脱脱等：《辽史》卷1《太祖上》，中华书局，年，第3页。
[28][元]脱脱等：《辽史》卷53《礼志六》，中华书局，年，第页。
[29][元]脱脱等：《辽史》卷53《礼志六》，中华书局，年，第页。
[30][元]脱脱等：《辽史》卷53《礼志六》，中华书局，年，第页。
[31][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7《岁时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年6月，第页。
[32][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7《岁时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年6月，第页。
[33][元]脱脱等：《辽史》卷4《太宗下》，中华书局，年，第47页。
[34][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7《岁时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年6月，第页。
[35][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7《岁时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年6月，第页。
[36][元]脱脱等：《辽史》卷10《圣宗一》，中华书局，年，第页。
[37][元]脱脱等：《辽史》卷27《天祚帝一》，中华书局，年，第页。
[38][元]脱脱等：《辽史》卷53《礼志六》，中华书局，年，第页。
[39][元]脱脱等：《辽史》卷《国语解》，中华书局，年，第页。
[40]《说郛》卷二，转引李锡厚、白滨：《辽金西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第页。
[41][元]脱脱等：《辽史》卷21《道宗一》，中华书局，年，第页。
[42][元]脱脱等：《辽史》卷21《道宗一》，中华书局，年，第页。
[43][元]脱脱等：《辽史》卷53《礼志六》，中华书局，年，第—页。
[44]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第页。
[45][元]脱脱等：《辽史》卷53《礼志六》，中华书局，年，第页。
[46][元]脱脱等：《辽史》卷53《礼志六》，中华书局，年，第页。
[47][元]脱脱等：《辽史》卷7《穆宗下》，中华书局，年，第82页。
[48][元]脱脱等：《辽史》卷34《兵卫志上》，中华书局，年，第页。
[49]彭凤萍：《北宋与辽朝的关系》，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年
[50][元]脱脱等：《宋史》卷《聂冠卿传》，中华书局，年，第页。
[51]赵永春编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吉林文史出版社，年，第39页。
[52]赵永春编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吉林文史出版社，年，第39页。
[53][元]脱脱等：《辽史》卷22《道宗二》，中华书局，年，第页。
[54][元]脱脱等：《辽史》卷3《太宗上》，中华书局，年，第31页。
[55][元]脱脱等：《辽史》卷19《兴宗二》，中华书局，年，第页。
[56][元]脱脱等：《辽史》卷《国语解》，中华书局，年，第页。
[57][元]脱脱等：《辽史》卷21《道宗一》，中华书局，年，第页。
[58][元]脱脱等：《辽史》卷53《礼志六》，中华书局，年，第页。
[59][元]脱脱等：《辽史》卷49《礼志一》，中华书局，年，第页。
[60][元]脱脱等：《辽史》卷21《道宗一》，中华书局，年，第—页。
[61][元]脱脱等：《辽史》卷22《道宗二》，中华书局，年，第页。
[62][元]脱脱等：《辽史》卷81《陈昭衮传》，中华书局，年，第页。
[63][元]脱脱等：《辽史》卷1《太祖上》，中华书局，年，第10页。
[64][元]脱脱等：《辽史》卷17《圣宗八》，中华书局，年，第页。
[65][元]脱脱等：《辽史》卷19《兴宗二》，中华书局，年，第—页。
[66]“盐池宴”的说法，是肖爱民提出，本文谨沿用此称呼。见肖爱民：《耶律阿保机“盐池宴”考辩》，《北方文物》年第4期。
[67][宋]欧阳修撰，徐无*注：《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一》，中华书局，年，第—页。
[68]任爱君：《契丹“盐池宴”、“诸弟之乱”与夷离堇任期问题》，《史学集刊》年第6期。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